请勿为新诗护短
——读叶延滨《为中国百年新诗答辩》
黔人文化
前些时候，在网上大量传播着源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由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叶延滨先生撰写的《为中国百年新诗答辩》一文。此文出自权威媒体，权威人士，可是其“答辩”不仅苍白无力，实为护短之语，而且完全无视新诗存在的问题，并且抹杀格律体新诗的必要性及其已有的存在，对此我实在不能保持沉默。
叶文是以答问方式来谈几个问题，得出结论的。由于没有提问者姓名，估计是由他自己设问，自己作答。为什么需要“答辩”？当然是面对质疑，而且是不能忽视的质疑。而要解疑、释疑，却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奏效的。叶先生的答辩，没有令人信服的依据，实际上只是一味护短、遮丑而已。因为热爱新诗，却又不能对新诗的前程担忧，当此新诗百岁之际，我不能不对叶先生的高论提出异议，以正视听。下文的黑体字和注明“万按”的部分是我对“答辩”的辩驳；。
问题一：
新诗舍弃了旧体诗的格律、语言、创作经验等传统方式，这种与传统的割裂，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思，对此，您是怎么看？
叶延滨他用了一个比喻回答：新诗是从传统诗歌母体中诞生的新生婴儿。
这个新生的婴儿，不是传统诗词的自然延续，而是在一场大革命时代的“剖腹产”。看似与传统的“割裂”，也是所有新生儿必然的剪断脐带的手术。那把剪刀就是西方现代科学思想与西方现代民主观念以及西方现代诗学等新思潮对一个封建帝国的冲击。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20世纪初叶，随着中国紧闭的大门逐渐打开，格律严格、形式严谨、文言书写的古典诗歌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冲击。胡适首先提倡用白话写作诗歌。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女神》则成为中国新诗最重要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而且在精神上展示了中国知识份子受到歌德、惠特曼等世界大师的影响，开创中国浪漫主义诗风。从此，传统古典格律诗歌大一统的诗坛，出现了自由体并且以现代口语为主的中国新诗。尽管与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诗词相比，百年新诗还是个毛头小子，但他毕竟“割断脐带”，自立门户了。
其实，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如果我们要问：破腹产与顺产固然是人类“分娩”方式的不同，但是请问：以这两种不同方式生育的婴儿，其与生俱来的父母基因能够改变吗？如果基因都改变了，其父母还能够认可吗？还笑得出来吗？既然“在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窠臼完全断裂”，那这个“婴儿”还有人形吗？还有人应有的秉性吗？
问题二：
现在一些诗人提出要复兴中国古诗的传统，您是否认可？新诗如果向旧体诗学习，主要是汲取哪方面的营养？
叶延滨回答：中国新诗出现之初，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些否定传统的大喊大叫，其实有其合理的部分。世界上没有人指摘新生婴儿的哭闹，每家都养过孩子，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笑，不是拍巴掌，而是哭，是闹，是叫，这孩子一哭一闹一叫，爸妈高兴了，爷奶也高兴了。也没有人指摘少年时期的叛逆，青春期叛逆，对已有的东西怀疑、否定，这些都是新生命的证明。因此过多指摘新诗草创期的过激，只是证明缺乏对新事物的了解。新诗确实是与旧体诗词不同，喝着西方现代思潮的“狼奶”成长起来的新文学样式，新诗叛逆式的宣示虽然过激，却有破旧革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中国新诗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并不能改变其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因此，新诗应该向传统诗词学习传统，正如当代的传统诗词也应该向新诗学习创新。背诵一万句“飞花令”，那一万句还是别人的，而写新诗的诗人必须写出自己的诗，那怕只有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因此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传统诗词的必由之路。
又是上一个比喻的继续。比喻是文学手法，却不适于论述。因为一切比喻都是跛脚的。是的，父母喜闻新生儿的“哭闹”，这种哭闹确实是“新生命的证明”；但是新诗诞生以后不但遭到学界顽强的抵抗和读者的非议，也引起内部的激烈批评。这有大量史实为凭，且不谈诗词界的抵抗，这里只举一个出自新文学阵营的例子：早在新诗产生不久，成仿吾就针对新诗出现的问题大声疾呼，开展“诗之防御战”，撰文指出新诗的种种弊端。他也用了一个比喻，对“诗的王宫”一瞥：“一座腐败了的宫殿，我们把他推倒了，几年来正在重新建造，然而现在呀，王宫内外遍地都生了野草了，可悲的王宫，可痛的王宫！”（《创造周报》1923年第一号）成仿吾的防御是解决新诗内部的问题，意在铲除野草，建设新的宫殿，而叶延冰却珍惜那些杂草，为之辩护，意在护短：对比是何等鲜明啊！正因为如此，不少新诗人“勒马回缰写旧诗”（闻一多语）成为一种不能无视的现象。不过刚刚写了这句诗不久，闻一多就发现了救诗之徒，即以创建新诗格律的途径去建设新的诗之殿宇。其建设蓝图就是他在1926年发表的那篇雄文，中国格律体新诗的理论丰碑：《诗的格律》（5月13日《晨报副刊•诗镌》第7号）。
诗人写诗可以放纵想象，但是议论不能容许逻辑的混乱。叶延冰的答辩把新诗的“怀疑”“过激”“否定”“叛逆”都与“破旧革新”等同起来，能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等同”吗？至于要求“必须承认随着中国新文化运动诞生，经百年风雨洗礼的中国新诗是与传统诗词不一样的新文学”。事实上是大不一样，谁能不承认呢？问题在于这个“新”字：喝“狼奶”长大，经过了“少年时期”、“青春期”的叛逆的新诗，再经过“百年风雨洗礼”，的确与传统诗词大不一样了，无愧于那个“新”字，但是试问“新”是不是一定就好呢？对这个喝狼奶长大的百岁新诗，非议也是百年不断，代不乏人。仅举一例：“诗歌却已奄奄一息！”语出鲁迅《诗歌之敌》， 1925年1月1日，原文编入《华盖集拾遗》。余不一一。更别提毛泽东的态度了，那可是尽人皆知的。那么中国诗歌的“合法继承人”身份又从何谈起？试问，除了使用汉字，新诗还有什么“文化基因的中国属性”？不能否认的是：新诗的中国身份认证的确还没有完成，“合法的继承人”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我们还可以指出诗人用语的随意性：背诵一万句“飞花令”，何解？简直闹笑话了。
再者，叶延冰先生思维的跳跃性也着实令人佩服：明明是回答“新诗向旧体诗学习”的问题，他却避而不答，反而另辟蹊径：“向新诗学习创新，同样也是复兴传统诗词的必由之路。”一部中国诗词发展史，本身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还要向新诗学习？又学习什么什么？况且，创新的重要性、必要性可以适用于古今中一切文学体裁，还要你说吗？像新诗那样“创新”，还有诗词的存在吗？还“必由之路”呢！真是匪夷所思。
为什么避而不谈，是不是意味着新诗没有必要向传统诗词学习呢？只有叶先生自己心里明白。
问题三：
新诗在发展中，对格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主张“带着镣铐的跳舞”，有的主张彻底打破旧体诗的格律。现在有评论家说：“新诗之未能成熟，就是吃了打破一切诗的格律的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叶延滨回答：中国新诗百年，之所以能“独立门户”，重要的是表现出与传统诗歌的区别，一是自由体，二是日常口语白话入诗。自由表达和与现实语境直接发生关系，是新诗的重要的立足点。当然也可以用尝试用格律写口语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课题之一。没有自由表达和自由精神，就没有中国新诗。当然，怎样在自由表达中找到最好的表达，这也是新诗正在努力，尚未完成的愿景。
叶先生肯定新诗能够“独立门户”有两条理由，试分别辩之：
一是“自由体”。这完全是废名几十年前那句老话、谬论“新诗是自由诗”的重复，毫无新意。自由诗的命名本身就有问题：一切艺术，当然包括诗，都必须受到规律的限制，而根本不可能拥有无限制的自由。具体地说，就是写诗不能与作文混同，“创新”也不是天马行空，罔顾文体的边界恣意妄为。目前“诗已不诗”的乱局就是这种无节制的自由造成的恶果，还要当成新诗借以安身立命的本钱，实在可悲之至。
二是“白话入诗”。这倒还稍稍有点儿巴谱：整个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语言载体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新诗也不例外。但是诗的独特性在于，它一直是与格律共生的。把以文言为其载体的传统诗词通通抛弃，那一整套逐步发展为一个完整体系的诗词格律也就无所依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就需要创造新的诗歌格律。道理很简单，这就好比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需要从事建设一样。新诗界亟需补上这一课！
然而在叶先生看来，破坏之后就不需要重建了：新诗就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想怎么说就怎么写吧，一直这样“自由表达”下去，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立足点”。这是多么容易哟！至于“用格律写口语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课题之一”，与新诗没有什么干系。这句话真是一箭双雕：既使建设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任务与新诗脱钩，又把这个任务很干脆地推给新时代的诗词，为其规定了一项“课题”。那么长此以往，新诗界可以永远“自由”下去，不亦快哉！
然而对叶先生来说，不幸的是这种极不负责的信口开河，恰恰暴露了他的无知：违背了基本的常识。
首先，早在新诗诞生之初，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有识之士，就敏锐地洞见了创建新诗格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5年闻一多先生就发表了新诗史上的重要文献《诗的格律》，随之形成了朱自清称之为“格律诗派”的“新月派”。此后，尽管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新诗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诗占居主要地位，但是创建新诗格律的努力一直艰苦卓绝，不绝如缕：1950年代有何其芳登高一呼，曾经轰动一时；新时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格律体新诗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样的事实叶先生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
在2004年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骆寒超及其他一些学者共同提出了“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从此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问题受到新诗创作、批评与研究界的普遍关注。“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包括新诗精神重建、诗体重建、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三大重建”，而诗体重建则包括改造自由诗、创立格律诗、增多诗体。目前，传播方式的扩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看来已经不成问题；精神重建面临的问题多多，有待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改善；而诗体重建的三项任务，依我看，写目前这种自由诗已成惯性，连音韵都惨遭放逐，要谈改善为时尚早；而新诗格律建设即格律体新诗的创建倒是有那么一些有志之士在踏踏实实地推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这个论坛今年将举办第7届了，叶延冰先生也曾经到重庆西南大学做过论坛的嘉宾，就算他对新诗史缺乏了解，对新诗格律建设的历程一无所知，怎么会对却这一论坛的主调——新诗“二次革命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呢？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承认罢了。这样说决不会冤枉他。
还必须指出，叶先生竟然给当代中国诗词极不负责、极其荒唐地规定了一项任务：“用格律写口语诗，但那是传统诗词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的课题之一。”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华诗词带上一条不归路！因为使用文言作为载体，是中国诗词生存之本，倘使纯用口语，岂不与民歌无异而丧失了自我？不错，在清末就有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以使诗词适应发展变化中的社会生活，但那并非从根本上“改弦易辙”，另起炉灶。事实证明，以诗词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完全有其用武之地，甚至有为新诗所不及的独到之处。柳亚子1940年代做出的“五十年后没有人再写旧诗”的预言早已破产；曾任堂堂《诗刊》副主编的丁国成先生几年前在太原一次重要学术研讨会上振臂一呼，声震四方：“新诗主流论可以休矣！”试问，如果诗词也用口语去写，岂不成为新诗的附庸了吗？哪里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问题四：
新诗的主要资源是西方诗学，西方诗学带给新诗哪些方面的影响？其中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各是什么？在语言的音乐性、诗体的建构美、表达艺术、境界问题、诗歌的美与力等方面，能否把新诗与旧体诗做一整体比较？
叶延滨：西方诗学及西方现代文明思潮对新诗的产生起了极大的推动引导作用。中国百年新诗，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产物，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人展示的中华民族开放包容并且善于学习的新姿态。作为只有百年的中国新诗，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其中，应该很好地向中国传统优秀诗歌学习，使之更加具有中国风范和中国气度，是应该强调的问题另一面。
中国传统诗词，自《诗经》始，历经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的诗教传统：讲究格律平仄，起笔引经据典，典雅精美，营造意境。不仅是人类农耕文明时代最高的艺术品，也是一个东方大国最重要的诗教：家国天下，见贤思齐，乡愁亲情，循规蹈矩，起承转合，进退有序，温良恭俭……这些都是在理想中和谐社会里精英人杰的德行品格和做人规范。中国新诗是一个狂飚突进的时代产物，除了艺术上打破旧制之外，其精神上的追求，也令国人耳目一新：鼓吹自由，张扬个性，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力求创新，勇为人先……我以为，这也是振兴中华所要大力宏扬的民族精神！传统诗歌中值得发掘的人文精神与中国新诗的自由创新精神，侧重不同，若能互补借鉴，弥足珍贵。
叶先生回答这个问题，怎么让人觉得换了腔调了呢？前言犹在耳边：“处于封建中央帝国封闭状态的精英文化，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精美绝伦的高度，古典诗歌的整齐、规矩、对称、起承转合等所表达的中庸、平和、统一和稳定，恰恰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高度发展、封建秩序严格分明、封建伦理缜密井然这种社会形态的鲜明体现。”虽然“精美绝伦”，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过时”呼之欲出。可这里又给予高度赞扬，俨然出自别人之口。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点也一样采取避而不答的手法予以回避。那就是“对于在语言的音乐性、诗体的建构美、表达艺术、境界问题、诗歌的美与力等方面，能否把新诗与旧体诗做一整体比较”的问题置若罔闻，不予置理。他是不是也知道这样的“整体比较”对新诗太不利了呢？如果承实事求是地认其劣势，那么自由诗自身的改善与格律体新诗的创立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这让自由诗的辩护士情何以堪？
问题五：
虽然已走过100年，但是关于新诗的争论一直不绝入耳，一些论者认为新诗的合法性还没有得到确立。在您看来，是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还是本身就存在着比较显著的问题？百年新诗有否形成自己的传统？新诗百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百年新诗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您对百年新诗的总体评价是怎样的？
叶延滨：新诗走过了百年，也争论了百年，声称不读新诗的人也不少。不论有多少人声称不读不喜欢不点赞，中国百年新诗已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成就卓著的文学门类，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万按】有那个“不少”，还“成就卓著”，“不容置疑”岂非强词夺理啊？
首先，要对中国新诗有一个大的概念：新诗是自五四以来，用自由体和白话口语写的诗歌。因此，大概念的中国新诗，应包括以下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诗人在平面媒体（报纸、杂志、出版物）发表的以阅读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二是诗人为演唱和演出写的自由体的歌词和歌剧等；三是广大诗歌爱好者在以前的黑板报、现在的网络或手机上发表的自媒体诗歌。明确以上3个新诗版图，许多问题也就好回答了。
【万按】老问题：这三大版图中，完全没有已经打出一片天地的格律体新诗的席位。叶先生，你对格律体新诗为什么这样不待见呢？哪里谈得上起码的公正、客观啊？这样的态度适合你的身份吗？中国作协的诗歌委员会在你的治下，格律体新诗怎么活啊？幸而如今有你也提到的自媒体可以寄身，身为官刊的那些纸媒的话语权垄断者在你的这种观念指导下是不会给予她一席之地的。
也许你可以不读那些纸上的诗歌，但你不能不唱不听用自由体白话新诗配曲的当代歌曲，你更不会不懂田汉作词的新诗谱写的国歌。自由体白话口语新诗已经深入人心，但媒体常常热炒的诗歌热点，表现出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爱唱卡拉ok的人唱得走板荒腔就说音乐界出了问题，有人却常把类似情况的一些诗歌爱好者在自媒体和网络上的习作，炒得热火朝天。
【万按】说歌词和歌剧唱词都是自由诗，这也是很荒唐的结论，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性错误”。其实多段体歌曲的歌词各段都需要“共用”一个曲谱，所以它们虽然可能参差不齐，可是每段（诗则称“节”）各相应行却行式一致，使段式呈对称状。这样的歌词（或曰“歌诗”）正是格律体新诗中的“参差体”，这是上承宋词的一种体式，其来有自也。
当然， 郑敏先生所说，新诗没有继承古诗的传统，更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她说的是事实，也是百年新诗回顾中，学术界和诗界应该探讨的课题。新诗不可能全盘继承古诗传统，那么应该继承什么？中国新诗在发展中有各种流派和诗潮，有些著名学者至今习惯地持一端而排它，也是至今新诗评价常常无法得到共识的原因之一。总结和研究新诗百年的成就与不足，还是诗界和学术界重要的课题：一，中国新诗理论的建设尚不令人满意。一些有影响的新诗论者，尚且满足于对某一学术流派的研究，并以某一流派的观念来“经典化”中国新诗。这种持一端而排它的学风，使诗界难在理论上形成共识。认真研究百年新诗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流派创作的成就与经验，全面梳理中国诗人吸收西方现代诗学并在结合汲收中华诗歌传统的实践中，创造中国当代新诗的中国新诗学，尚是一个未实现的愿景。二，中国新诗的教学尚无与传统诗词共存的诗歌教育体系。戏剧有中国戏曲与话剧，美术有国画与油画，音乐有美声与民族唱法，等等，吸收西方与发扬国粹，兼收并蓄，各成体系。而中国新诗与传统诗词两方面的教育，都显得十分欠缺。三，由于理论指导和诗学教育滞后，进入自媒体网络时代，取消了入门的门坎，当下的新诗创作，突显标准混乱与优劣混杂的浮燥之病，一般受众的认知度降底。
【万按】既然承认郑敏“说的是事实”，那就无异于推翻了叶先生自己先前的新诗“合法性不容置疑”之说，不用我们再饶舌了。上段文字中好歹承认了新诗存在的三方面不足，“未实现的愿景”、“十分欠缺”、“突显标准混乱”，算是《答辩》一文中难得的堪称实事求是的话语。
中国百年新诗的合法性，就是中国百年新诗真实地记录并表达了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自由解放的百年心路历程，成为中国人百年振兴中华的情感史，中国新诗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的每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代表性的诗人和里程碑式的诗篇。在“五四”时期，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徐志摩、李金发、冰心、冯至等的作品，引领一代风气之先。抗战时期，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田间、李季等一大批诗人的作品，记录了中华民族危亡时用血肉筑起长城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的《放声歌唱》以及郭小川、邵燕祥、闻捷、公刘等的作品，记录了一个站起来的新中国所激起的喜悦浪漫情怀。直到改革开放，重新歌唱的牛汉、绿原等老诗人，以及舒婷、北岛等青年诗人的作品，都呈现出开放的中国青春焕发的气象。除了那些与时代与民族紧密联系的诗人，还有许多在诗歌艺术上做出贡献的诗人，细数百年历史可以开一个长长的单子，写出一部厚厚的专著！
【万按】为了显示“合法性”，最后开出了百年新诗成就的清单。这份清单其实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尚多疏漏。新月派的领袖闻一多都不值一提吗？象征派提了“诗怪”李金发而忽略戴望舒，也是很不恰当的。至于“精神”“气象”等内容范畴也显得相当狭隘，从而贬低了新诗已有的成果。
我曾经写过一篇与新诗同期的中国诗词评述，概括诗词百年历程。指出即使在长期的贬斥、打压之下，诗词仍在顽强抵抗，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今已经没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与新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道不值得一切关心新诗前途的人们深长思之吗？